朱利民 朱昭
【摘要】運用文獻分析法和考古實證法，對黃帝華胥文化類型梳理論證。考證黃帝、華胥長期存在的科學性，濾清神話傳說中的虛妄成分，使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從滿天星斗走向多元一體。
【關鍵詞】中國文明 黃帝華胥 文化類型
一、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問題研究回眸
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問題長期困擾著中國歷史、考古學界。盡管經典著作無一例外地對歐美人類文明起源形成給予高度地概括，但對于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缺乏針對性指導。
1931年，李濟先生論述山東城子崖發掘意義時講：“現代中國新史學的公案就是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1]（P206-210）
為了解決這一公案，從1912年起，王國維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等新出地下資料進行多方向多層次的大量研究的情況下，終總結出了綜合利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二重證據法”說[2]（P7）；蒙文通從學術文化入手考察中國上古部族及其文化, 以地域分布而提出 “江漢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的“三系說”,又以傳說的“炎帝”、“黃帝”、“泰帝”之名分稱三系為“炎族”、“黃族”、“泰族”，應用區系類型學的原理和方法研討中國上古史、古文化,強調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體的分布格局，提出中國上古史的“三系”說[3]；傅斯年從殷墟新發掘的出土物中發現殷商統為“戎族”，但受其統治之人卻是“東夷”，認為殷、周不同源，提出了“夷夏東西”說[4]。這一時期，歷史學家重新解讀文獻，假以考古學手段證明，取得了階段突破，其結果是“中原中心論”被片面放大。
隨著20世紀中國史前考古學的重大調查發掘遍及全國，文化類型的分析及其相互關系的探索日益深入。徐旭升認為古代中國部族可分為華夏、東夷與苗蠻三大集團，三者不斷接觸，始而相斗，繼而相安，血統與文化逐漸交互錯雜，終于同化形成華夏文化[5]；蘇秉琦提出了中華文化六大區系論，即“區系類型”說[6](P10-17)；嚴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7]（P38-50）；張光直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他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整體認識，構建了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形成之模式[8]；童恩正在《中國北方與南方古代文明發展軌跡之異同》一文中指出，國家的內涵是文明，文明的政治表現是國家[9]；王振中指出，國家的出現就是史前社會的徹底終結與文明社會的開端[10]（P3-5）。總而言之，這一時期，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建構的古史框架的確為考古發掘提供了方向思路，為中國文明探源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論。
20世紀末以來，相關研究進一步深入。1996——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從方法論上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做足了準備；2002——201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中華民族基因組計劃，以國家文化工程的方式推進，從理論上夯實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形成的系統性。隨著研究手段的改進和多樣化，尤其是對中國史前格局的重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不約而同地對中國文明起源形成達成了某種共識：中國史前文明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從國內某一個中心向外傳播的。正如考古學家王巍、趙輝等學者所言：“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研究應從滿天星斗到多元一體。”[11]
綜上所述，無論中外學者如何劃分、研究人類文明起源，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始終是關注的熱點、爭論的焦點和研究的難點。
二、黃帝華胥文化類型問題研究
胡適講“東周以上無信史”[12]（P208），確有夸大其詞之嫌，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撲朔迷離的原委，確實也在于黃帝、華胥半是傳說，半是神話。李濟說殷墟發掘經驗啟示我們：“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復雜的問題。上古的傳說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荒唐帳。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們構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 [1]（P206-210）
通過研究黃帝華胥相關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可以逐漸明了史前中國與三代中國、三代中國與秦帝國的聯系。百年來，幾代學人殫精竭慮、承前啟后致力于黃帝、華胥文明研究，構成了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形成、早期發展的重要學術平臺，也形成了某種學科特色。
（一）黃帝與生殖圖騰
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集體文化記憶肇始于對黃帝、華胥的禮贊。推敲“人文初祖”，琢磨“肇始人文”，“始”與“胎”同源；“祖”從“示”從“且”，象征著男根；“肇”同“肁”，象征女陰；“初”從“衣”從“刀”，象征著刀耕火種，男耕女織。
1.“帝”是中國古老的人神綜合體 分析傳統文獻典籍有關黃帝的記載：“權，軒轅。軒轅，黃體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宮屬。”[13]（P1289-1354）
“黃帝以雷精起”。[14]
“軒轅，主雷雨之神也”。[15]
“軒轅十七星在星北，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16]
“黃帝，古天神也。” [17]
關于“黃”字據王大有考證：“原來‘姬’姓之姬的臣是龜的側視；黃是龜的正視；帝軒就是帝yuán]；軒轅就是天yuán]；天yuán]氏是女性祖先掌權，所以使女鑄；天yuán]氏未成為中央大酋長時叫天yuán]氏，通假為軒轅氏；成為是中央大酋長時叫帝yuán]，猶言帝龜，或龜帝；立帝龜為竜，也就是皇帝，訛作黃龍。” [18]
正如拉法格（Paul Lafargue）所言：“神話既不是騙子的謊話，也不是無謂的幻想產物，它們不如說是人類思維的樸素和自發的形式之一。只有當我們猜中了這些神話對于原始人和他們在許多世紀以來喪失掉了的那種意義的時候，我們才能理解人類的童年。”[19]（P1-2）
2.“帝”是中國古老的生殖社會結構形態 “帝”與“地”同源，可釋為生育、本原、根底、始祖等。《廣雅》《釋名》《白虎通》《尚書正義》和《說文解字》詮釋“帝”和“地”為“諟、諦”，“地”從“土”，從“也”，“也”為“女陰也，象形”，“帝”是倒三角形▽，是女陰符號。
女陰作為人類文化體系中的集合體，不同于人體的其他器官只單純具有生物學意義和解剖學價值，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始終發揮著自身的文化功能和獨特的效應。大地是女陰的象征，地神崇拜即女陰崇拜；天神作為丈夫是女陰崇拜的產物，從天神的誕生到愛神的誕生，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殖器崇拜的變遷。肉體如同靈魂一樣，都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指出：“對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狀來表現和崇拜的。地神單靠她自己就產生了天神，于是和天神交配，產生了山岳河海等等。地神于是慫恿克羅那斯把天神的生殖器閹掉，血流到地上，就產生了復仇女神們和巨人們。閹掉的生殖器落到海里，從海沫里就生出了女愛神阿芙洛狄特。” [20]（P167）
就今天所能見到的《大戴禮記》《左傳》《國語》《戰國策》《逸周書》《世本》《竹書紀年》《山海經》《老子》《管子》《莊子》和銀雀山漢墓出土的《韓非子》《孫臏兵法》等典籍而言，無論是春秋時期的榮伊、孔子、宰我、之貢等關于黃帝的論述，還是西漢司馬遷總結前人成果的考信，無不印證了黃帝是中國上古時代實實在在存在過的人。
黃帝以姬水成，成為研究黃帝出生的重要線索：“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21] 所謂“黃帝以姬水成”，是指黃帝族于姬水發展、壯大和延伸而取得了成功。“成”不僅含納著黃帝部族的個體比如黃帝本人，而且也含納著這個部族的族姓。
“水北出羌谷，引納眾流，合以成溪……謂之小羌水，羌水又南，入清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那么，姬水便是渭水無疑。[22] “歧水又東，經姜氏城南，為姜水。” [22]歧水即今西出岐山、東過武功、折南流入渭河的小水，因其流域正是姜族繁育的中心，故這一段的歧水自古又有姜水之稱。至于姬水，酈道元引南安姚瞻的說法，認為就是天水“上邽城東七十里的軒轅谷水”。 [22]以此為基本依據，徐旭生等學者提出了以炎、黃為主的華夏集團起自西北的假設，逐漸東遷后，炎帝族在陜西境內的渭水上游一帶，黃帝族在甘肅及陜北一帶，獲得了重要發展，以后分別沿偏南和偏北的路線東進，抵達中原，與東夷集團產生接觸和爭奪。
劉起釪認為：“漢代與氐有關之地，西起敦煌，中經張掖，東南達渭水北岸，即西自新疆以東，歷河西走廊全境，東達甘陜渭水之北，都是古氐族所居之地。……其中較足以代表姬姓族的，似乎終當推渭水”。[23]（P180）黃帝及其族團興于渭水上游牛頭河。
范三畏考證橋水支流有小祗水、大祗水，又有羌水，黃、炎二帝均出于有蟜氏。“橋”與“蟜”通，“祗”從“氐”，“姜”與“羌”同字。黃帝為氐，炎帝為羌。牛頭河流域上古曾為氐、羌互婚二族所居。東亭水亦謂之橋水，因古有橋亭而得名。水北流，到山門鎮，西入東亭川，與小祗、大祗水合流。[24]（P136-146）姜姓氏族和姬姓氏族是長期聯姻的兩大集團，姬姓氏族活動在武功、岐山一帶。
由此可以看出，黃帝部族源出于姬水流域，姬水主要在岐地境內，岐地可以說是首代黃帝部族的發源地和故里。
（二）黃帝與黃帝時代
李學勤認為《史記》沿用《大戴禮記》所收《五帝德》的觀點，以黃帝為《五帝本紀》之首，可以說是中國文明形成的標志。黃帝“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 [25]（P1-48），半坡、姜寨遺址出土大量石質鏟、鐮、鋤，雞、犬、馬、羊、牛的骨骼以及飼養牲畜的圈欄遺跡；《云笈七箋》卷一百記載黃帝“作灶”，半坡、姜寨遺址發掘出爐灶二百余處；《周易·系辭》記載黃帝“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半坡、姜寨遺址發現有石杵、石臼和磨盤；《白虎通義》記載黃帝“作宮室以辟寒暑”， 半坡、姜寨遺址發掘出地穴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和地表木結構建筑，尤其是楊官寨遺址發現的大型環壕中心聚落，面積達24.579萬平方米；《拾遺記》卷一記載黃帝“始造書契”，半坡和西安斗門均出土有刻畫符號的陶器、獸骨。黃帝陵橋山遺址發現仰韶文化遺跡面積25萬平方米，文化層厚度1.5米, 40余處遺址分布在河川第二臺地上，遺址中可辨器物有尖底瓶、盆、缽、罐等紅陶，陶器紋飾多為繩紋、附加堆紋。通過文獻記載黃帝的發明制作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出土的文物比較，黃帝及其部族遷徙時間、活動地域、文化類型內容和仰韶文化特征吻合。[26]（P129-132）
東方史前社會到國家的推移變化，缺乏明確的中間過渡的社會組織結構。人類學、考古學研究成果表明，史前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出現了一種比部落組織更復雜，社會分層更加組織化了的社會形態。它既不是部落聯盟，也不是軍事民主制社會形態，是前國家水平社會，姑且稱之為酋邦。
“黃帝之初，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胃不釋。黃帝嘆曰：‘夫君危于上，國安于下，主失與國，其臣再嫁，厥病之曲，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遞震于師，’于是遂即營壘以滅四帝。” [16]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 [27]
從材料分析，黃帝興于渭水，東渡黃河，越中條山，跨太行山，浴血涿鹿，激戰阪泉。黃帝與炎帝、蚩尤之戰，名為爭正統，當霸主，實為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二大族團之間的兼并。黃帝不僅通過酋邦戰爭與酋邦民主而順理了序列等級，而且食昆山玉膏，尋不老之術，游華胥國……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以上者七十余人” [28]（P1355-1404），司馬遷《史記》是用傳說形式宣告酋邦階段結束，國家階段開始。
一言蔽之，黃帝既是上古時代的杰出人物，那么黃帝文化類型的研究，就沒有理由按照神話、傳說的傳統范式，而須用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田野考古學的新發現澄清神話傳說，詮釋上古歷史。
（三）黃帝與華胥氏
藍田，曾生活過115萬年前藍田猿人，65萬年陳家窩猿人，40萬年澇池河猿人，20-30萬年前公王嶺猿人，2-3萬年前馮家村人……這些考古發現證實了藍田存在著從早期猿人到晚期智人的人類演化序列。1984年與1988年對藍田進行了兩次文物普查，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305處，其中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兼有，其密度之大為世界人類發祥地之罕見。這些化石和遺址的年代序列，充分表明了自藍田猿人以后，這一地區人類活動從未滅絕中斷而生息繁衍至今。
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一是以孟家崖村和宋家村為中心，分布在浐、灞河古岸的第二階地和第三階地；二是以李華村為中心，分布在白鹿原臺地。傳說中“羲母陵”、“三黃故居”和“女媧村”，就分布于浐、霸河古岸的第二階地、第三階地和白鹿原臺地。
華胥陵位于華胥鎮以北，傳說華胥氏懷孕后棲息之地。宋家村南塬有座“三皇廟”，傳說“古華胥伏羲肇娠地”。華胥鎮紅河下游有媧氏村。紅河被稱為女媧溝。白鹿原上李華村的就是女媧村。
考古與遠古傳說渾然一體，高度貼切，所以應該有一個真實存在的原始文明社會——華胥國；華胥國應該有一個始祖母——華胥氏族團；華胥氏族團應該有一個首領——華胥氏。
華胥，也稱華胥氏，風姓。華胥氏是母系社會中晚期一個部落族團，她們生活、活動范圍在驪山、藍田一線。
華胥及其子女伏羲、女媧生存的自然環境處于汾渭湖盆地南部邊緣。經過第三紀末期，秦嶺和驪山斷塊受構造運動的影響，急劇上升，使這一地區的侵蝕基面降低，結束了長期湖河交替的沉積環境，灞河已具雛形，河流自然疏導著洪水。到第四紀早更新世，由喜瑪拉雅運動影響，崤華斷塊向西擠壓，秦嶺折而向北延伸，帶動橫嶺原再度隆起，其西與驪山斷塊相連接，構成了一個高峻的防護屏障，封閉了灞河向北的出口，改為向西注入渭河，使藍田地區與汾渭湖盆分開，形成了一個南、東、北三面環山避水的優良盆地。加之驪山北麓陡峭，又寬廣的多級階地，同時在秦嶺北麓，也有許多寬廣的坡積裙階地和大約300平方公里的白鹿原臺地，這些高亢的地理環境，是華胥氏族適宜的生息之地。
人類步入文明時代，婚配形式是對偶婚。生殖崇拜是先民對自身的性結構、性功能和性愉悅不完全理解時所產生的一種崇拜和信仰，它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的綜合體。生殖崇拜關系整個群體的利益，關系到一個氏族、部落、社會、國家的興衰存亡。
西北地區族團之間，酋邦之中的對偶婚往往是以“履跡”的方式完成的。比如，女喜吞薏苡而生大禹，簡狄吞鳥卵而生殷人始祖契，姜源踐巨人跡而生周人始祖后稷，華胥履大跡而生伏羲，女登感神龍而生炎帝，附寶見閃電繞北斗而生黃帝，女節夢隕星而生少昊等等。
郭沫若在研究“玄鳥生商”的神話時認為：“玄鳥舊說以為燕子。”“玄鳥就是鳳凰。”“但無論是鳳或燕子，我相信這傳說是生殖器的象征，鳥直到現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別名。 [29]（P328-329）聞一多認為“履跡乃祭祀一時之一部分，疑即一種象征性的舞蹈”，“舞畢而相攜止息于幽閑之處，因而有孕也”。[30]（P73-78）
趙國華在《生殖崇拜文化論》寫道：“人口的增加意味著人手的增加，從而，人類自身的繁殖就成了原始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出于對作為社會生產力的人的再生產的嚴重關切，原始人類中出現了生殖崇拜。換句話說，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個莊嚴的社會意志——作為社會生產力的人的再生產。” [31]（P145-384）
史前社會，人類面臨著自然的災難、瘟疫和野獸的傷害，就必須以“生”的力量來戰勝災難和死亡。災難越是深重，對生殖的愿望就越是強烈，這是一種遍及世界的歷史文化現象。
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指出：“性不只是一種純粹的生理上的交易；它成為一些像婚姻和家庭這樣受尊敬的社會制度的核心，它滲透到藝術領域并有其自身的魅力及迷人之處。事實上，它幾乎統治著文化的每個方面。” [32] (P30-66)
魏勒Weller在《性崇拜》中指出：“男性生殖器官開始被當做家庭創造者父親的和力量的象征，終被當做造物主本人的象征。” [33] (P214)
拉法格Lafargue認為：“男性生殖器已不能使人平等。” [19] (P93)。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是對男性生育能力的肯定，這種肯定，把女人的生育功能降低到孵育器的地位，從而使女人的地位發生動搖。也就是說，女人是為種族傳遞，繁衍生機而存在。
《列子·黃帝》記載黃帝即位15年，“晝寢而夢，游于華胥之國”；《太平御覽》卷七八引《詩諱含神霧》云：“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
黃帝游華胥國，華胥履大跡，這一史實至少說明兩點：其一，表明黃帝、華胥兩個酋邦為生存而反復遷徙。向芳、王成善基于華胥黃帝考古研究基礎之上，對黃帝、華胥兩個酋邦人和動物所含鍶同位素對比，分析黃帝華胥酋邦的遷徙度，考證黃帝、華胥長期存在的科學性[34]；其
二，黃帝是以“游華胥國”，華胥是以“履跡”形式締結兩個酋邦婚姻，可見黃帝華胥文化類型業已形成。
綜上所述，用考古學印證古史傳說，是中國考古學的重任，相關研究的意義，在于將上古史與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問題緊密聯系，進而重建可信的中國上古史；而黃帝華胥文化類型、源流問題，則是學界必須關注的。梁啟超云：“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 [35] 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必須把握住黃帝是民族的精神之根、華胥氏是民族繁衍生息之根這兩條脈胳，不斷汲取新的科學成果，逐步濾清神話與傳說中的虛妄成分，使與黃帝華胥相關的歷史文化類型問題的研究更趨扎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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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朱利民，西安市社會科學院；朱昭，西安體育學院
